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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初冬，西花厅彻夜不灭的台灯，映照进了周秉德幼小的心头。
12岁的她，还不太能理解伯父周恩来为何这么忙碌。
不过，只要白天在家，她和弟弟妹妹们都会十分知趣的不吵不闹。
因为她所居住的东厢房北屋，就是周恩来的卧室，伯父通常在上午睡觉，她知道不能打扰。
那时候，刚刚到伯父边居住的周秉德还不知道，接下来就是和周恩来、邓颖超长达15年的风雨岁月。
1949年的6月，周秉德全家搬到了北京。
她的父亲周恩寿刚刚在华北大学接受了培训，等待组织的分配。
虽然大哥周恩来已经成为新中国政务院的总理，但做弟弟的，从不敢冒然请他在工作上帮忙和疏通。
后来，周恩寿分配到了政务院下属的钢铁工业局，周恩来还特意跟单位的领导表示，对于弟弟工作的具体安排，职位要尽量低，待遇要尽量少。
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周恩来是从一而终的。
甚至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联想，他要求弟弟在今后的工作中尽量用自己的字“同宇”，而不要使用“恩寿”这个名字。
因为周恩来的亲自要求，弟弟后来在钢铁工业局得到了一个仓库管理员的职位。
彼时，单位的住房是按照职位的高低来分配的，周恩寿的职位低，分到的房子自然就小。
他们一家住进了东城区的一个胡同，20平米的平房，除了夫妻两个，还有6个儿女。
周恩来与周秉德
房子太小，而且还不通风，周秉德的弟弟夏天的时候浑身上下长满了痱子，一到夜里就哭闹个不停。
正因为房子太小住不开，周秉德才住进了伯父周恩来那里。
除此之外，周恩来夫妇没有自己的孩子，而她对孩子的喜爱和渴望，也是周秉德姐弟搬过去住的原因。
周秉德记得，伯母身边有一个漂亮的布娃娃，她在家里闲暇的时候经常抱着。
周秉德的到来，家里一下子多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偌大的院子似乎一下子充满了勃勃生机。
她还清楚地记得，跨进中南海大门里的时候，面对一个又一个院门，以及一棵棵苍天古柏，内心充满了忐忑。
周恩来当时还住在丰泽园，园子东边的南院是周恩来的住处，北院住的是毛泽东。
第一次见面，周秉德照着天津的习惯喊周恩来“大爷”。
而周恩来一边笑着，一边亲热地将自己的侄女拉到身边，左看看右看看，目光里充满了慈爱。
他告诉侄女，以后就叫我七伯吧。
周恩来在家族同辈之中排行老七，因此，此后侄女以及后搬来的侄子们，都喊他“七伯”。
周恩来又告诉周秉德，你毛伯伯就住在那边，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
不过，孩子们的友谊是可以冲破一切阻隔的。
很快，周秉德就和毛泽东的女儿娇娇（李敏）玩在了一起。
她们刚好同龄，而且又是女孩儿，所以在一起有说不完的孩子间的悄悄话。
于是，古朴中带点肃穆的中南海丰泽园，就成为了两个孩子的游乐场。
中学生时期的周秉德
每天下学或者周末，她们一起学骑自行车、学跳舞，两个人甚至把湖里的鱼虾捉上来，送给毛泽东当礼物。
每当这时候，毛泽东便会嘱托厨师加几个菜，孩子们就要和他一块吃饭了。
多年以后，周秉德还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最爱吃苦瓜，而且边吃还边对孩子们说，只有吃了苦瓜才能吃苦。
西花厅改建完毕后，周恩来一家正式搬了过去。
而周秉德也随着伯父伯母，正式开启了自己在中南海的红墙生涯。
彼时，她考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成为一名初中生了，平时的时候吃住在学校，周末回来看望伯父和伯母。
刚搬来的时候，周恩来的卫士发现周秉德衣衫有些单薄，马上就快入冬，于是就带着她去王府井订做了两套衣裤。
不几天，第一套蓝色咔叽布衣裤做好送了过来，伯父看到她穿着新的衣服，就问哪里来的。
她告诉伯父，是卫士叔叔带着她去做的。
又过了几天，另一套黄色咔叽布的衣裤送来了，周恩来看到后却皱起了眉头，他觉得衣服做多了浪费。
伯母邓颖超则在一旁替小侄女解释，初中生需要住校了，平时得有换洗的衣服。
周恩来依旧觉得浪费，还向周秉德说起了自己当年住校生活的情况，告诫她要养成节俭的习惯。
除了倡导节省，在周秉德刚入中学的时候，伯父还特意嘱托她，你所在的班级，里面的很多孩子都是从革命老区来的，他们的身上有很多光荣的传统，你要努力向他们学习，向他们看齐。
对于伯父的谆谆教导，周秉德一一记在了心上。
由于家里实在太挤，随后，周秉钧和周秉宜也搬到了西花厅。
孩子一多，就显得更热闹了，三个孩子住在一间屋子。
周秉德日常住校，每次回家，都会跟伯父伯母说起在学校发生的各种有趣的小事。
这种难得的相聚时光，对于疲于工作很少休息的周恩来来说，是最难得、最开心的。
即便如此，在周秉德的眼里，伯父周恩来还是太忙了。
孩子们都知道伯父是没有周末的，因此每个周末回到家里后，就会按照伯母邓颖超的要求，当伯父外出快回来的时候，就到门口去等他。
这样下车看见孩子们，至少可以让他紧张的思绪稍微放松一下。
孩子们的嬉闹虽然给了周恩来很大的宽慰，但是他依旧不会放弃原则。
那时候，周秉德的弟弟妹妹们在八一学校读书。
学校里的孩子，条件好的家庭开车去接送，军队大院的孩子，就坐机关单位的汽车。
然而，周秉德的弟弟妹妹放学，都是由周恩来的卫士蹬着一辆三轮车接送。
慢悠悠的三轮车行进在北京的大街上，谁能想到这是国家总理接送孩子的“专车”呢。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有国家配备的专车，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给孩子们用过。
而且只要有机会，伯父便会告诫他们，车子是工作用的，孩子们不能享受。
尤其是你们，从小就不应该依赖特殊的家庭关系，更不能有任何特殊化的非分想法，要自己去奋斗，更要自律和自立。
这些教导通过日常点滴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渗透到了周秉德的内心。
从周恩来的话语之中，人们能充分感受到一国的总理，公私分明的原则和教育后代们的博大情怀。
而在周秉德看来，无论孩子们年纪多大，伯父始终记得征询他们自己的意见，而这也渐渐培养出了他们独立和有主见的能力。
三个孩子都搬进西花厅后，周恩寿知道，哥哥和嫂子对孩子们非常喜爱，因此有一次他就提出，把周秉德的妹妹过继给周恩来夫妇。
不过周恩来认为这么做不妥，至少会让其他孩子感到不公平，而且还会滋长孩子特殊化的心理，影响到她将来的成长。
所以最终，孩子们没有一个过继给周恩来，但是他和邓颖超还是待孩子们像亲生的一般。
1952年，周秉德即将初中毕业，那时候她的学习成绩很不错，既可以选择升高中而后考大学，也可以跟随当时的潮流进入留苏预备班到苏联接受更好的教育。
不过，这些对已经渐渐长大的周秉德似乎都没有吸引力，她想做的，是去当一名老师。
因为那时候刚刚上映了一部苏联的片子《乡村女教师》，影片中瓦尔瓦娜到乡村去做教师的举动，深深感染了周秉德。
那时节新中国百废待兴，尤其缺少的就是教师，所以当一名老师的想法，在周秉德的脑海中越来越成熟。
不过，她也得征询一下伯父和伯父的意见。
周末回到家里，吃饭的时候，她把自己想当老师的念头说了出来。
伯母很是高兴，率先表态肯定了侄女的选择，而且还表示自己当年也是16岁的时候就开始做老师的。
而且，她还询问正在埋头吃饭的伯父，对侄女不准备考高中，而是准备报名上师范学校的做法是什么态度。
周恩来既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而是说这样的事情，应该由侄女自己独立思考和决定，旁人的意见都只是参考。
一旦旁人的意见说得多了，就会对她的成长和决定形成干扰，而且，她也得听听爸爸妈妈是什么意见。
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在孩子成长和择业的事情上，不但考虑得面面俱到，而且还让孩子们学会了独立自主的思考和决定能力。
周秉德在内心深处最终确认了自己的想法，就在这一年，她顺利进入了北京师范学校。
不过由于教师力量太过于匮乏，当时很多适龄的儿童都无学可上。
于是，周秉德选择放弃了上师范大学的机会，而是主动申请要到乡村去教学。
由于她在工作上的积极表现，很快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也被分配到了北京东郊区第三中心小学。
从此，她成为了一名正式的乡村教师。
开始正式工作了，周秉德回西花厅的时间就更少了。
不过三个月后，她又被调到了区里参加肃反工作。
伯父周恩来又特意叮嘱她，这项工作要谨慎、仔细，更应该实事求是。
更重要的是，自己要时刻领会和学习党的方针政策。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周秉德身处基层，虽然没有任何的职务，但优异的工作表现，还是获得了伯父和伯母对她的肯定。
最重要的是，周秉德从来没有向周围的同事，透露过她和周恩来的亲属关系。
一切成绩，都是她自己用努力换来的。
周秉德与丈夫沈人骅
结婚之后，周恩来更是时常提醒侄女，不要在生活和工作中搞任何特殊化。
那时候，周秉德的丈夫沈人骅在西安工作，夫妻俩分居两地。
恰好中央在当时下发了一个文件，夫妇双方，如果有一方的工作不在北京的，另一方也要跟着调离北京。
按照规定，周秉德也要调到西安去，那里对周秉德来说，完全是人生地不熟。
但是，周恩来夫妇从来没有动用任何关系照顾侄女，而且临行之际周恩来还再次告诫侄女，今后不但要严格要求自己，更应该严格教育你们的下一代，不能宠孩子。
于是，又一次带着伯父的嘱托，周秉德离开北京来到了西安，她被分配到了市里轻工业局的人事科。
在西安工作和生活的9年时间，周秉德和丈夫从来没有提起过和周恩来的关系，而且办任何事情也不会向组织提过分的要求。
一直到1974年，由于丈夫的工作调到了北京，周秉德也跟着回到了阔别将近10年的北京。
见面之后，周恩来还问侄女，你是因为我的关系调回来的？
伯母则在一旁提醒他，你忘了？秉德是军人家属。
这番话才让周恩来放心，侄女是跟着丈夫的工作一起调动的，没有靠他的关系。
西花厅，周恩来生前办公和居住的地方
此时，不经意间，周恩来也会在侄女面前露出一种疲惫的神态。
周秉德还以为，伯父渐渐老了，可能老人都这样。
老年时期的周秉德
在西安工作的这些年，她也因为出差的缘故来北京，每次看到伯父，她只是感到他的白发又多了一些，脸上有了老年斑。
可事实上，早在1972年的时候，周恩来就已经查出膀胱癌了，而周秉德当时并不知道这些。
那时候，伯母邓颖超也没有告诉侄女伯父得了绝症，而周秉德也没有想到事情是如此的严重。
她希望伯父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只要配合医生的治疗，肯定会好起来的。
1975年5月12日，周秉德接到了伯父之前的保健护士王力的电话。
王力用一种不安的语气告诉她，周总理可能病得很重，因为她和几个医生去看望他的时候，总理突然问在场的人，自己还能活一年吗？
这番话让王力内心很忐忑，所以她给周秉德打电话，希望她能去见见周恩来，劝他好好配合治疗。
然而，严格遵守规定的伯母，一再阻拦侄女到305医院去探视周恩来。
周秉德并不知道，当时中央有规定，除了邓颖超以及其他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其他人去探望都要事先经过中央的批准。
就这样，周秉德只好通过电话问候伯父。
伯父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很虚弱，可还是一如昨日般亲切。
侄女一再追问他，是否说过之前的那句话，伯父却说那是玩笑，不要放在心上。
他依然在用自己善解人意和宽以待人的一面，让侄女不要为自己担心。
这次通话一周后，周秉德在西花厅见到了出院后的周恩来。
那时的周恩来极为消瘦，但是精神看起来还算可以，他询问了侄女家里的很多情况。
当周秉德提出要跟伯父合影时，伯父却告诉她，家里人太多，下次吧。周秉德没有想到，这次见面是和伯父的永别。
当周秉德再次得知伯父的消息时，已经是在广播里，听见周总理去世的噩耗了。
周秉德正在上海出差，她买了当天的飞机赶回了北京。
所有的痛苦立时都变成了回忆，哪怕多年以后，周秉德的内心依然还有遗憾流露，遗憾当年未能再见到伯父周恩来最后一面。
她或许会回想起上中学的时候，每周六的晚上，在中南海的春藕斋，伯父教她跳舞时的欢乐情形。
或许又会回想起西花厅里，那彻夜不灭的灯光。
在周秉德十几年的成长生涯中，伯父周恩来就如同那一抹光亮，不但照进了她的心扉个人配资炒股配资，更照亮了她前行的道路。
邓颖超侄女周恩来伯父周秉德发布于：天津市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